茶叶将茶源地、茶叶集散地、节点市镇，茶叶加工、运输、贸易相关的机构，经营茶叶的茶农、商人、运输者、管理者、服务人员，销售市场的消费者们有机聚集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网络。“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南方茶源地与北方地区、俄罗斯及欧洲，以茶叶为媒介进行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的通道。围绕“万里茶道”的形成、价值及其研究现状，记者采访了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万里茶道研究院院长黄柏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万里茶道”的历史。

黄柏权：从历史渊源上，“万里茶道”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茶马互市。唐代，饮茶之风从南方传到北方，南方茶叶开始贩运至北方，但唐代的茶叶贸易规模较小且时断时续。宋代以后，“茶马互市”成为经常性的贸易活动。清朝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探索出新的贸易模式。康熙年间，晋商开始将长江中游的砖茶大量贩运到蒙古地区，进而销售到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一条由商人主导的南北向商道。

唐宋以降，中国茶叶不断向海外传播，最先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次为东南亚、南亚国家，最后传至欧洲。1616年，俄使泰奥门尼茨将华茶作为给沙皇的礼物从中亚阿丹汗国带回俄国，这被认为华茶入俄之始。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正式拉开华茶直接输俄的序幕。随后，俄国使团和官私商队纷纷到北京进行贸易，开辟出3条中俄贸易路线：西线“北京—蒙古—哈密—吐鲁番—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中线“北京—张家口—库伦—色楞格斯克”；东线“北京—赤峰口—内蒙古东南地区—齐齐哈尔—海拉尔—尼布楚”。

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经蒙古通往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的贸易线路打通，“万里茶道”正式形成。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商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此前控制了长江中游至蒙古茶叶贸易商路的晋商顺理成章地垄断中俄茶叶贸易。为了打开俄国、欧洲市场，晋商南下福建武夷山采购红茶。其运输路线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主要方向，由崇安县出发，经分水关至铅山县，下信江至鄱阳湖，在姑塘关缴税后进入长江，经汉口镇入汉水，在樊城转入唐河，溯流至赊旗店，再经裕州、汝州、洛阳、泽州、祁县、太谷、太原府、代县、大同，运至张家口后，分多条支路抵达库伦、恰克图。湖南安化和湖北羊楼洞的砖茶由水路运至汉口后，也汇入经汉水北上的路线。南方茶运至赊旗店后，还可东至北舞渡再至道口，通过卫河至临清关报税，之后或经京杭运河运到通州后转陆运发张家口，或发往定州再北上去张家口。第二个方向是武夷山—淳安县—富春江—杭州—吴淞口—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库伦—恰克图。茶叶运至恰克图后，转卖给俄商，由俄商运往西伯利亚、中亚直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在俄境内的运输路线有两条。以上贸易格局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晚清时期，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俄商获得在中国内地参与中俄茶叶贸易的权利，从19世纪60年代起深入中国南方产茶区设厂制茶，收购、贩运茶叶。汉口开埠后，依靠发达的水系汇集长江中游各茶源地所产的茶，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集散地，被誉为“东方茶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长江中游的红茶取代武夷红茶，供应汉口茶市。俄国是汉口茶叶贸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各茶源地的茶叶运抵汉口后，经陆路、水路或海路输往俄国。

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叶贸易网络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运往恰克图。其中，“万里茶道”形成过程中长期使用的经汉水北上的江河陆联运路线继续得到使用，直到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茶叶从汉口经铁路直接北运，汉水航线逐渐失去作用，于1911年起停止运茶。19世纪60年代，俄国茶商在汉口到张家口之间开辟了另一条江河海陆联运线，即从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海路运至天津，再转陆路至张家口后，走传统路线到恰克图。到19世纪末，俄商逐渐控制了恰克图方向的茶叶贸易，晋商势力衰落。第二个方向是直接运往欧洲的江海联运线，即汉口—上海—伦敦—波罗的海—莫斯科；汉口—上海—苏伊士运河—敖德萨、巴统。前者始于1861年俄国西界开茶禁；后者由俄商直接运营，始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到19世纪末其贸易量已接近经恰克图输入俄国的茶叶。第三个方向是1903年7月中东铁路通车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基本建成后开辟的江海铁路联运线，即茶叶从汉口装船运至海参崴，或从汉口经上海至大连，转铁路北上运至海参崴，然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销俄国各地。到一战时，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经恰克图出口俄国的“万里茶道”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除上述路线外，还有少量汉口茶通过其他路线输往俄国各地。

“万里茶道”开启于17世纪、终结于20世纪上半期，这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贸之路，对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长达14000多公里的国际商道，“万里茶道”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

黄柏权：“万里茶道”最初是为满足中国北方各民族、俄罗斯乃至欧洲对中国南方茶叶的需要而开拓形成的国际商道，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综合利用茶源地资源的生态价值。“万里茶道”茶源地在南方山区，茶园多散布在山脚和半山，甚至分布在房前屋后。山脚坡度小种植粮食作物，中部种茶树，山顶森林密布，垂直的自然带分布构成完整的生态链，形成茶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持茶源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以茶为媒、从封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价值。“万里茶道”曾是中国茶出口的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为中国茶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茶叶的商品化率，催生了一批商业市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茶源地、沿线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传承、创新发展的文化价值。“万里茶道”推动了中国茶业的繁荣。沿线民众创作了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形成了与饮茶相关的礼仪，这些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此外，在“万里茶道”开拓、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人们还创造了各种物质文明，包括茶园、村落、道路、街区、纪念性建筑、桥梁、码头、碑刻、制茶工具、运输工具、茶业文献等。

资源交换、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万里茶道”沿线地区因茶叶贸易兴起了众多茶叶市镇，这些市镇为附近民众提供了必要的贸易场所和拓展生计的空间。此外，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来说，茶叶还具有特殊功效，是北方以肉食为主、缺少蔬菜和水果人群的生命之饮。安化和羊楼洞的黑砖茶一度成为草原上可以充当货币的硬通货。

合作共享、文明互鉴的文化交流价值。一方面，“万里茶道”茶源地均为多民族居住区，茶叶成为南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万里茶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万里茶道”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地区、欧洲进行交流的桥梁。通过“万里茶道”，中国古老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传入欧洲，欧洲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成果也传入中国。

“万里茶道”在历史时期承载了以茶叶为主要货物的运输，是国内南北方各民族、中国与俄罗斯乃至西方国家文化交流的载体和桥梁，也是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万里茶道”的研究现状，以及您对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建议。

黄柏权：“万里茶道”申遗启动以来，受到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万里茶道”茶源地研究。民国时期，就有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对安化、羊楼洞等茶区进行考察调研，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21世纪尤其是申遗启动以来，对茶源地的研究不断深化。下一步，需要综合利用各类中外文史料，对各茶源地分别进行深入全面研究。

“万里茶道”贸易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茶商、茶企、茶叶出口、重要的茶叶市场和沿线节点城镇，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形成了一批成果。未来，需要更加重视具体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和重要个案研究。

“万里茶道”线路的时空分布研究。目前，学界对重要的商道线路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能够基本描绘出商道的走向和途经地，但仍有大量支线没有进入学界视野，需要进一步对其加以深入挖掘与研究。

“万里茶道”遗产点研究。三个多世纪里，茶叶的产、运、销，在沿线各地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重要的实物史料。在申遗准备工作中，各省区基本摸清了各地现存遗产点的状况，将其中大多数遗产点纳入了保护范围，并进行了初步推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各地遗产点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加强整合，更好发挥“万里茶道”的当代价值。

“万里茶道”保护利用研究。目前保护利用研究多是从行政辖区范围内入手，少有对整个线路保护利用的整体、系统考量。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万里茶道保护利用的宏观研究和全局研究。

总之，学界长期围绕茶源地、茶叶贸易、线路及遗产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茶道价值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对“万里茶道”的历史演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未来，一方面，要关注“万里茶道”沿线茶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超越以往的茶史研究，从“茶叶”扩大到“茶业”，覆盖从种植、加工、经营管理、运输、贸易到消费的全过程。将茶史研究提升至社会经济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高度，拓宽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万里茶道”茶业资料体量庞大，来源复杂，资料不集中，搜集难度大。资料多分散在各种非传统的文献和档案中，而且外文史料多，如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外国驻华领事馆报告、洋行档案、商业文书、调查报告、近代报刊、碑刻、家谱等。关于种植、生产加工、运输和贸易线路的研究，还需要大量非文字资料，以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包括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和图像资料。因此，亟须开展大规模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推动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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