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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特任研究员姚彬彬专著《〈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出版

作者:雷平  编辑:历史文化学院  审稿:文宣   来源:国务系  发布时间:2024-05-23   阅读量:

我院新聘特任研究员姚彬彬的专著《〈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著系作者所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题成果,全书合计26万字,由周积明教授作序推荐。

内容提要

以清代乾嘉学术较为忽视义理学的探索,是长期以来在学界颇有影响的一种观点。在1990年代,有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清代新义理学”(亦称“乾嘉新义理学”、“乾嘉义理学”等)这一概念,多年来引发争议和讨论。事实上,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侯外庐、钱穆等,皆曾对此问题有所探讨,他们对清儒的义理学成绩的高下得失,虽有多种不同意见,但于“乾嘉学者是否有义理学关注”这一问题,本无原则性争议。给予清儒义理学以严厉的负面评价的看法,主要来自于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新儒学学者,迄今仍有一定影响。故有关“清代新义理学”的学术争议,与百年学术“新旧之争”乃至古典传统的“汉宋之争”的文化背景密切关联。

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说法由来已久,实则就本义而论,“汉学”非特指训诂考据,“宋学”亦非专指思想义理;宋儒于文献考据研究早已开启先河,汉儒亦自有其义理关怀向度。乾嘉学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同时颇受汉儒义理学方面的影响。汉代的易学象数学之复兴,也是乾嘉汉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就历代易学“二派六宗”的“二派”而言,象数派以“象能尽意”,义理派以“意在象外”,其实都无非旨在探讨形上的本体论问题乃至世界和宇宙生成演运模式,都是广义上的“义理”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研《易》者几无不涉及义理,易学研究本身就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的义理学之一大统系。象数易学研究及对《周易》文本的新诠,对“清代新义理学”的构建有重要影响。

张岱年等早曾提出,清儒戴震等承继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气论哲学,气论哲学自有其形上关注维度。由这一线索来回溯气论哲学的学说渊源,可见先秦《易传》哲学本为“气论”观念之端绪,汉代象数易学的“卦气”说亦与汉代的气论哲学构建相关联。基于象数易学的“以气为元”论是汉代哲学的主要构成部分,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儒孔颖达、张载等的哲学思想形成,宋儒张载更正式创建了一套体大思精的“气本论”体系。汉儒的易学象数学与宋儒张载的“气本论”哲学均对清代新义理学有直接影响。清代汉学的奠基者惠栋承继汉易的“以气为元”论,并立足于这一学说对宋儒义理观念有所批评和驳议;戴震的义理学之形成很可能受到过惠栋易学观念的一定启发,他接续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论哲学理路,明确质疑宋儒天理观念的合法性,并在人性论上主张“理者存乎欲者”之说,《周易》中的“生生”等观念为戴震哲学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和古典文本依据。其后的乾嘉诸儒,亦多有持气论之宗旨者,焦循以戴震气论思想为问题出发点,并基于汉儒虞翻、荀爽的象数理论,建构了“旁通、相错、时行”等象数学新范式,将《周易》视为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整体运行结构,从而与天道循环的规律乃至世间森罗万象、人情物理相通贯,建构出一套较系统的自然主义哲学。要之,《周易》诠释及相关易学思想,堪称乾嘉义理学“气本论”的重要来源。

清儒治学承继汉儒的“以经释经”之法并继有发明,其中寄托了他们视三代文献为整体,希图从中探寻社会理想图景的义理思考向度。汉儒的“以《易》解《礼》”传统,亦在清代易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张惠言《虞氏易礼》一书,立说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诸家之说,认为《周易》中包含大量的周代礼制内容,可以与《周礼》相互印证,其说又隐隐与清学“以礼代理”思潮相呼应。清初胡煦易学兼容汉宋,已提出了“以《易》解经”的理论模型;焦循基于“旁通”说演绎出“以《易》解经”的经学解释体系,以《周易》涵摄群经微言大义,认为《周易》中蕴含了普遍性的深妙哲理,《论语》《孟子》中之说则为儒门所论列的具体事相,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周易》被焦循视为儒家经典共同的形上学天穹。清代中期以来的“以《易》解经”之风气,本有宋学渊源,其影响亦不限于文化精英学者群,于祖述周子的民间儒学群体太谷学派中,亦有见之,该学派的晚近后学刘大绅、缪篆、杭辛斋等又有进一步之发明。

要之,清儒或参以《周易》象数,或通过《周易》文本新诠,在义理学上进行探索,确有所成。他们虽有为古典经籍去神圣化,视“五经”为先秦遗献之倾向,但仍然普遍认定“《易》以天道而切人事”,其中存在贯通天人之际的形而上指向。任何学术体系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都不可能忽视或回避形而上之“道”的问题,统贯天人的超越性追求,实为中国传统一切学问的精神底蕴,在清学中亦莫之能外。

虽然,乾嘉以降诸家,除戴震之外,其说或略嫌粗糙,或习于附会,单纯从哲学深度的造诣上衡量,其得失之处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们所求之鹄的,在于一“通”字:求“天理”与“人欲”之“通”,求天道与人事之“通”,乃至求中西学问之“通”。这一义理学向度,既继承了既往宋学义理径路蕴含的人文理性成分,又扬弃了其文化保守主义乃至人性禁欲主义倾向;更是对明末清初诸家思想宗旨的演进和接续,承先启后,开显中国哲学“近代性”之曲折径路,当自有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姚彬彬,1981年生,山东龙口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先后师从宋立道、麻天祥、冯天瑜三先生。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任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已出版《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等著作6部,于《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级课题6项,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项。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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