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始创于隋炀帝之时，而发展于唐代，至宋太宗时，为加强统治基础，扩大科举取士人数。终宋之世，身为文人士大夫，若不能考取科举成为进士，则难以在官场中有所作为；即使因家势恩荫而获取美职，也很难有显赫的名声。故此，作为北宋文豪，苏轼必然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出生时，苏洵正在开封等候参加来年开春的礼部试，所以没能迎接他来到人间。遗憾的是，苏洵没有考中，而之后他一直游学四方，只是偶尔回家。年幼的苏轼，基本由其母程氏夫人抚养教育，而她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一直到苏轼11岁时，苏洵才开始长居眉山老家，亲自教授苏轼、苏辙。
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参加来年春天的科举考试。在此之前，苏轼已经表现出其文学天赋。据《宋史》记载，苏轼在弱冠之年就博通经史，每天可以写几千字的文章；而他参加科举考试时，虚龄才21岁，比起当时“五十少进士”的普遍情况，是相当年轻的。无论苏轼在家乡的才华如何，他文名得以传播，却是从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开始的，而此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当年的考题之一，是根据《尚书·虞书》里“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句话展开论述，写一篇策论。苏轼应试的文章，就是他的成名之作《刑赏忠厚论》。这篇文章根据题意，提出“赏善若有疑问，应该从有；罚恶如有疑问，应该从无”，其立足点是儒家的忠厚仁恕之道。这篇文章，行文如流水，酣畅淋漓，文中对相关观点的论述也是举一反三，以至于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策论考官梅尧臣都不知道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来自何处。实际上，这个典故是苏轼编的，他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欧阳修并不以为忤。相对于这个错误，苏轼的文章有一个对于科举考试来说更致命的问题，就是他记错了孔安国所作《尚书·孔传》中对考题这句话的注释。《尚书·孔传》的注释是“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而苏轼则写成“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尽管两者最终的意思都指向忠厚仁恕之道，但《尚书·孔传》显然说的是轻重的问题，而苏轼说的是赏罚与否的问题。当然，苏轼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因为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汉书·冯野王传》。尽管如此，在科举策论中错引官方注释，若放在明清八股文的时代，恐怕就是致命的问题了。事实上，欧阳修与梅尧臣肯定也知道苏轼弄错了，因为在同榜的策论中，曾巩跟苏辙所写的文章，都是引用《尚书·孔传》的原话。当年的主考官欧阳修，本身是一代文豪，并且有意革新文坛文风，故他更看重的是苏轼的才华与文笔，而苏轼对经义的错引当然可以视为一种合理的延展。
既然如此，按说苏轼应该获得很好的名次才对，可这时候欧阳修就犯嘀咕了。宋代对科举的发展是制度层面上的，为了保证公平，它发明了糊名制与誊录制，考官不但不能在试卷上看到考生的名字，也不能通过字迹来识别考生的身份。欧阳修虽然对这篇文章甚为激赏，并一度想把作者定为省试第一，但从文风看似乎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如果曾巩拿了第一，自己作为老师就有偏私学生之嫌了。于是，欧阳修忍痛把苏轼定为省试第二。但公布之前，苏轼是不知道的，而他在诗赋考试中表现并不好，甚至有记载说他已经被诗赋考官黜落。故此，为保险起见，他又报名参加了经义的考试，并在《春秋》对义中考取第一。宋代科举最终的等第排名不是主考官说了算，所有通过省试或同等级考试的考生，最后都要参加殿试，由皇帝主考，并由皇帝排名。在殿试中，苏轼的表现并不好，最初只考上丙科，只是因为有考官提出他《春秋》对义考试获得第一，于是破格把他提升到乙科。其实，这不能说苏轼不行，而是这一榜实在是高手如云，除了苏轼兄弟之外，如曾巩、曾布、吕惠卿、张载、程颢、章惇、章衡、王韶等，都是这一榜的进士。
苏轼兄弟高中后，按道理应该释褐授官，可放榜没多久，就传来母亲程氏的死讯。按照中国古代的规定，父母去世，官员必须丁忧，守孝3年，更何况他兄弟俩此时还没有正式进入官场。故此，他们跟父亲只能急忙赶回眉山奔丧。一直到3年之后的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守丧期满，才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在此期间，欧阳修在开封的文坛与官场中不吝对他的赞赏，并且推荐他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这是制科，乃是宋朝一种不定期的特殊考试，为的是网罗不同类型的人才。在这一次考试中，苏轼的制策被定为三等，而在他之前，只有吴育的制策获得如此等级。从此以后，苏轼文声大振，成为北宋文坛与官场中冉冉上升的新星。
苏轼在科举中展现出的是沉稳的心态，没有因为一科得失而放弃自己，而是沉着应对，寻找不同的机会。哪怕失去即时授官的机会，他也安然蛰伏，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肚里有货、内心强大之人，从来不会抱怨世道不公。欧阳修不拘泥于成制，一意改革文风，把被黜落的苏轼定为第二名，不但展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也展现出巨大的魄力。无论是科举中的考试制度，抑或是苏轼与欧阳修的行事与智慧，都是值得现代社会继承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刘广丰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