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学院概况 | 师资队伍 | 党群建设 | 学院教学 | 学院科研 | 学生工作 | 精品课程 | 校友工作 | 琴园学苑 | 招生就业 | 资料下载
“尊德性”与“道问学”

来源:学工办  作者:02历史 宗庐  时间:2006-09-21  点击:12484次


一、理论建构

  “尊德性”与“道问学”本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原文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说的是君子所应有的一种素质,而宋儒以后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两大主流,而在清代最终形成其理论建构,即汉学与宋学之争,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 “尊德性而道问学”中的“性”本来是“天命之为性”,以达到“率性之为道”的目的,它注重人的道德的内省;而“道问学”则是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的概括。而在宋儒那里却演化为章句和义理之争,朱熹《中庸章句集注》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2]在朱熹看来,“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缺一不可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在“尊德性”上面朱熹继承洛学程颐的系统,创立了理学;而在“道问学”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宋儒中做注释考据的典范。而现在的人一提到朱熹,想到的就是理学而忽视了他在道问学方面的成就。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批评朱熹的学问“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3],而陆九渊就真的只关注义理了,认为“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4]他就继承了洛学程颢的体系,创立了心学。[5]后来理学与心学并称,就忽视了“道问学”的地位,而只有“尊德性”了,这在王阳明那里达到了极致。王阳明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6]后来晚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严重,这种空谈义理的“尊德性”的学问遭到了批评,顾、黄、王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清儒,他们在满清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力下,就做起“道问学”的学问来了,考据学大兴其道。到了乾嘉时期,江藩写《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汉学与宋学的名字才真正的确立起来,它在本质上还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来,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思想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概括成几个历程,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对中国的思想流变做的一个整体的概括,这种说法为后来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到现在仍然是学界概括思想史发展历程的经典语句。[7]我们先不说这种分别的方法是否合适,[8]因为梁启超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思想的通史,仅仅是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大体的把握,而其最得力的思想史著作莫过于他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其中他就提到清代的朴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反动,这倒是贯彻了他对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个整体把握。[9]然而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清代的学问就是考据学(汉学或者“道问学”),[10]这就造成了一种误解。余英时先生就认为这种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只是从外源出发,没有把握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他将汉学与宋学之争概括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争论,并将其说成是儒家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之争,这可以说是对“尊德性”和“道问学”在现代诠释下的一种新的应用。[11]他从两者的内在关系上论述了从晚明以降到清代中叶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晚明义理的空谈使得“尊德性”没有了“道问学”的基础,这才开始了清代的“道问学”的大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清代清代考据学的范围之内仍然是存在着义理之学的,他用的就是考据学大师戴震的例子。[12]

   余英时先生在对晚明清初的思想研究上初步运用了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分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二、具体思路

  余英时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最早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的片断上。[13]1975年他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对儒、道、法三家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上的表现。他认为儒家是主智的,道家和法家是反智的,当然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各自的政治理想。后来儒法合流,儒家也开始反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儒家已经不是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家了。[14]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这里主要是为了阐述儒、道、法三家的政治理想,并没有真正的对三家思想的内在理路进行分析,但毕竟开了一个先河,即原始儒家是主张通过“道问学”来达到“尊德性”的目的的,而道家和法家就不是。至于其他诸家,墨家是主张“尚贤”的,可以看作是主张智识主义的,其他诸家可以说主张不明确。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史的开端,其主张有包罗万象的态势,而以后的分歧则使得思想的分化更加严重。

  两汉我们习惯上用两汉经学来概括其整体的思想潮流,而根据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经学可分为三个部分“今文学派”、“古文学派”、“通学派”,[15]清儒所说的汉学基本是后两个,即以贾逵、服虔、许慎、马融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和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派,他们是“道问学”的,而西汉的今文学派则更多的是“尊德性”,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他们把孔子当成素王,说孔子是“微言大义”的,这显然是儒法合流的延续,他们更注重义理的发挥而不是章句的梳理,但由于后来新文献的发现就使得今文学不能一家独尊,后来古文经就在政治的因素下迅速的发展起来,在东汉达到顶峰。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基本上已经陷入了“道问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沦入了文献主义的泥潭之中,这个时候“尊德性”开始对“道问学”的繁杂进行反动,开启了魏晋的玄学时代。

  魏晋基本上是主张“尊德性”的,玄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解决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憾,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16]在运用《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理论资源以后,恰逢佛教译经史上的大盛时代,般若空学与玄学合流,达到了玄学史上理论的最高峰。

  佛教经典卷帙浩繁,但佛教本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这在禅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盛时代,宗派林立,僧尼遍布。梁启超先生在总结隋唐思想的时候用的就是“隋唐佛学”。隋唐统一以后,儒学也实现了南北学风的统一,在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中表现的格外突出,可以这么说,隋唐儒学是一个智识主义的时代,《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大纲,基本上天下的士大夫都是要背诵的,这是儒学智识主义发展的一个时代。佛学在隋唐宗派林立,各种经典的注释也是浩如烟云,表面是智识主义的,但实际上佛教讲究“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17]这实际上表明佛教是假智识主义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抛弃一切,达到空一切的境界。这在后来的禅宗中表现的更为具体,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更是反智识主义的了。道教在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也获得了三教并立的地位,而道教的理论本身是在先秦道家的理论基础上杂糅了中国民间的很多诸神崇拜而形成的一套体系,因此它基本上也是反智识主义的。

  中唐以后,由于国家危机的加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开始反思,这时反智识主义的苗头再次兴起,当然这里面还有儒学本身在义理方面缺陷性的因素,为了与佛、道在理论上争锋和解决现实问题,儒家一方面回归原始经典,开始进入了一个重新解释经典的时代;另外一个方面就借助佛、道两家的理论体系为自己服务,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后来宋明理学与心学大盛,他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尊德性”的路子了。

  清代的学术在开始基本生走得是“道问学”的路子,可是后来外国人进来了,国家内部也不安稳,所以那些士大夫们又一次开始走“尊德性”的路子,古文经学的义理基本上被宋明的理学大师们阐述完毕了,隔了将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又一次被拉上了历史舞台,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人就出来了。

三、后记

  汉学与宋学之争本是清儒之争,笔者在借鉴余英时先生“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自己的梳理,浅薄之极,贻笑大方。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本不可分,清儒为门派之争而剑拔弩张,龚自珍也说“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18]这话是没错的,前文提到朱熹除了我们知道的创立了理学体系以外,还做了《四书章句集注》,这可是“道问学”的大作。[19]而汉儒做“道问学”的功夫,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义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不可分,然而具体一个时代也确有两者之差异,而两者之间的作用却正是中国思想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动力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著述中已经大体的把宋明以降至清代中叶的内在理路分析的很具体了,[20]而先宋的思想史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后辈,小子斗胆以此理论方法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脉络,以备日后之用,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中庸》。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3] 陆九渊,《象山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同上。
[5] 学界一般程朱并称,认为程朱(程颢、程颐)都是理学,这里笔者取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说法,认为程颢开启的是心学的体系、程颐开启的是理学的体系。
[6] 王守仁,《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 笔者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概括的方法在标准上不统一,在子学、经学、佛学上偏重于思想家方面,在玄学和理学上偏重于思想方面,而考据学则是对一种学问方法的概括,这种划分的方法整体上是这三个方面的杂糅,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这种方法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弊端,以下还会详细的论述。
[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
[10] 这里的清代主要指的是1840年以前的清代,这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特别的断代方法,晚清的思想研究学界一般把它纳入近代思想发展的研究范围。
[1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2000。
[12] 同上。
[13] 当然反智论和反理论(智识主义)最早发源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在此不赘述,参见《论戴震与章学诚》。
[14]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45页。
[15]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6]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 龙树,《中论》二十四品。
[18] 《定庵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
[19] 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34页。
[20] 同上。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三联,200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2000。
 
·历史文化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第三课[12/16]
·我院开展一二·九运动精神学习活[12/14]
·我校首届历史文化节取得完满成功[12/09]
·我院春秋论坛·学生论坛暨第十二[12/07]
·挑战极限,突破自我[12/06]
·挑战自我,遇见最好的自己[12/06]
·趣味知识大挑战活动顺利举行[12/04]
·历史文化学院第13周查课情况汇总[12/03]
·历史文化学院开展形势与政策课[12/03]
·我院第一届校园极限挑战活动报名[12/01]
·华中科技大学黄岭峻教授应邀来我[12/01]
·参观“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11/28]
·历史学1501班十八届六中全会主题[11/28]
·我院学子在省师范生技能竞赛中再[11/28]
·第12周查课汇总[11/27]
·凯爸线上讲座顺利开展[11/27]
·14国务学习解读“十八届六中全会[11/27]
·15国务班开展《学习领悟十八届六[11/25]
·唱红歌,知党史[11/25]
·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第十五期入[11/25]
·感恩节看望王阿姨[11/25]
·国学讲师王科来湖大做讲座[11/24]
·历史文化学院第十五期入党积极分[11/24]
·14档案开展“深入学习十八届六中[11/23]
·15级档案学开展“学习十八届六中[11/22]
·我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与萍矿[11/22]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院务信箱 |  湖大首页 |  

版权所有: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院办电话:027-88663837  网站旧版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68号逸夫人文楼D座   邮编:430062     管理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