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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回归---读《九三年》

来源:学工办  作者:黄永军 0302310028  时间:2006-09-21  点击:10324次


  “我们现在过着的九三年,将来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血的年头。”

  雨果在书中这样断言,我们知道雨果并不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他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一百年才写的《九三年》。但是现在,我觉得反思革命战争仍然有现实意义,暴力与残忍依然存在,暴力和人性的关系时常被提起。

  战争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力,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良药,总是产生在不可逆转的必然之中。从三千年前的埃及奴隶大起义开始,人类知道了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都可以被民众忍无可忍的情绪所颠覆,一个社会群体的仇恨与不满便总会用暴力的手段来迸发与倾泻。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上,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血腥的味道。革命会有流血牺牲。然而说到底,所有壮烈的革命,是为广义的“人”所服务的工具和方式。是人在统治战争,而不是战争在吞噬人,包括肉体和灵魂。

  雨果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更深层的:“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想这就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要阐明的主旨,正是这个主旨使《九三年》成为不朽的经典。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历史的精确把握,更体现在作者透过了战争与革命的风暴,直指人性,人类灵魂的重心——仁慈、善良和人道主义,难道这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吗?难道在革命中就可以忽视人道主义吗?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的旺岱,法国大革命时期。白军(保王党军队)首领是前贵族朗德纳克侯爵;蓝军(共和国军)方面有两个领袖:一个是神父西穆尔登——一个绝对的革命者,另一个领袖是远征军司令郭文。被打的溃败的白军被蓝军层层围困在城堡中,最后朗特纳克却从暗道逃跑了,临走前白军放火烧毁城堡,但城堡的图书室中仍关着三个作为人质的小孩。即将躲进森林的朗特纳克听见小孩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冒着被捕的危险,毅然从暗道中返回城堡,救出了那三个小孩。西穆尔登逮捕了朗德纳克,然而郭文却将之释放了,把自己关进狱中。第二天,西穆尔登将郭文送上断头台以后,开枪自杀。

  1793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派,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派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然而恐怖政策的影响又何止于此,现在看法国大革命之九三年,那正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恐怖政策盛行。但是当我们追究雅各宾派推行恐怖政策的责任时,我们又不能不从革命本身这一角度上来思考,到底是谁制造了恐怖政策。其实,实行恐怖统治与否,不能单从雅各宾派本身来寻找,应该看到,恐怖的酝酿,从革命的一开始,就在进行了。

  恐惧心理是发动人民由平静走向革命的主要而直接的动力。恐惧由最初的农民扩展到市民,由农村扩散到城市,由下层民众到革命的领导者。

  1789年7月至8月的“大恐慌”,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具体表现。当时,从巴黎到地方,盛传着“贵族的阴谋”。在农村,农民们则普遍认为:在贵族的阴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这样,对贵族、外国、匪徒的恐惧合成了一股,由此激起了空前的惩戒决心,而农民们的惩戒决心的主要表现便是反对封建领主的土地暴动。在法国革命的人民革命中,农民并没有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崇高的理想为旗帜,但是由恐惧心理所激发起的自卫本能,使农民投入了乡村的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客观上,已经使革命在乡村以巨大的力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正是农民革命,才使法国的人民革命拥有如此不可压制的巨大力量。人民革命,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由恐惧心理所激发的。随着革命的进行,革命情绪——即恐惧心理、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三者都在不断地强化发展,逐渐走向盲目和狂热。最后形成了革命化和大屠杀。

  为了维护大革命的成果,革命者的手段是恐怖,然而,反革命的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双方为了取得胜利,都使出了各自的手段。侯爵朗德纳克进入旺岱时的目的是:“要使得到处都打仗和流血。”他的口号是“决不饶恕!”他在旺岱打的第一仗就“处决”了一个母亲——还在喂奶的母亲!还有一个随军的女酒保,并把三个可怜的孩子掳去当人质。那是什么样的孩子呢?最大的不过四岁,最小的一个18个月,还在吃奶。他们也将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只是因为他们是红帽子联队“收养”的儿女。也许他们如果不是蓝军的人,早就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被处决了。然而值得欣喜的是朗德纳克人性的回归,在明知道自己回去救孩子就要被处死的情况下,依然返回图书室救出了孩子,最终被革命军逮捕;郭文作为一个革命者,军队的最高领袖,竟然放走了反叛的首领,甘愿自己受死。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敌人的严酷专政,认为朗特纳克救了孩子那是应该,但是对于郭文放走朗德纳克却嗤之以鼻。可是作者比我们高明,他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要用更理性的眼光看待事情。虽然我们有时也认为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但是我们能够残杀毫无还手之力的敌人吗?何况有些是根本不能称之“敌人”的民众。

  郭文是在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上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懂得用上帝慈爱的眼光去看待生灵,懂得生命的珍贵——别人,甚至是敌人,他们的生命也和你自己的一样珍贵;懂得杀戮的残忍,知道所谓的革命,其实只是一场叠加在汩汩鲜血与累累尸首之上的无可奈何的悲剧。他放走了敌人朗德纳克,难道他不知道革命军的口号是“决不宽大!”吗?我们看看郭文在处决前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为:“这样(朗德纳克救出孩子而被捕,郭文却将之释放)一件事使我看不见另一件事;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年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责任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的村庄,被蹂躏的田野,被屠杀的俘虏,被惨杀的伤兵,被枪毙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我这样说好像对自己不利,其实不然,我在为自己说话。因为一个有罪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就挽回了唯一值得挽回的东西:荣誉。”

  什么荣誉比生命更珍贵呢——那就是人性,真正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西穆尔登呢?一个坚实的正直的人,恐怖政策的忠诚执行者,面对来自良心和命令的抉择,他选择了执行命令。我们都知道郭文的死与活就在他的一念之间,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想过拯救郭文,但那是要他放弃对敌人的仁慈。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把郭文送上了断头台,却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最后他选择了自杀。“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比一个恶魔更可怕”,西穆尔登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作为一个正直的人。

  朗德纳克也好,郭文、西穆尔登也好,不管他们谁是战争的失败或胜利者,不管他们谁是命运的幸运儿或沦落者,他们都值得我们来祭奠,因为他们经住了对人性的拷问。他们是坚强的,值得敬佩的。

 

           书目   《九三年》 法·雨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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