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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晚明史》的一点感想

来源:学工办  作者:历史文化学院 04历史学 宗亮)  时间:2006-09-21  点击:11922次


 

  时下对晚清史的研究越来越热,大有成为“显学”之势。与此同时,对同样充满了激烈的动荡与改变的晚明史的研究则显然气势不足。以往人们谈及晚明阶段历史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强调“民变”或者农民起义方面,鲜有宏观大气的从整体上把握晚明历史的专著。近读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编著的《晚明史》[1],启发颇多,正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评价该书时说到的“(该书)启迪读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进行深刻的反思”,[2]《晚明史》一书的作用正在与此。我通读了一下该书,也向藉此来谈一点对该书以及晚明历史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并不成熟或者经不起推敲。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明王朝始终呈现出一种逐步衰败的态势,则习惯上认为这种衰败至晚明(或称明末期)更为显著。樊教授在《晚明史》一书中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晚明社会七十余年(1573-1644)的历史。虽然透过一系列史实的描绘,我们看清的还是晚明呈降势的基本线条,但诚如作者在“全球化”大视野角度下对晚明社会的审视论及的:这样的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亮点,机遇以及值得赞许之处,只是这样的情形有限又不太显著罢了。在《晚明史》一书的导论部分,作者从宏观上把握了几个比较鲜明突出的问题,诸如晚明的葡萄牙殖民者的东来,明末“倭寇”问题,市镇问题,西学东渐问题,作者纵横捭阖,通过详实而又严谨的论证,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意性的观点,例如“倭寇新论”、“中国从文化上融入世界”等等。对于这许多观点,我持一种敬重态度,但也有一点疑问。
   作者在提到“倭寇”问题时是主张“新论”的,作者并不将这一问题以传统眼光来看待,而是结合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特别是一些日本学者的观点,再通过资料的引用论证,提出了“倭寇”非“倭”,而是以王直等从事海上走私的“徽商”与明政府的斗争,主张“‘嘉靖大倭寇’所引起的‘倭患’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侮’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等等一系列新颖的看法。[3]。樊教授的这种“新论”,虽非其首先提出,但书中论证显然比前人更系统化一些。学界对于“倭寇”问题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南炳文、汤纲著的《明史》认为“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海盗于倭寇相勾结”[4],傅衣凌主编的《明史新编》也指出“嘉靖年间的倭寇的起因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不可否认有着某些冲破封建政府海禁愿望,但他们残酷抢掠杀害沿海人民,给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5],最终都是落脚到强调倭寇“寇”的性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新论”的观点。我虽然也敬重于樊先生的新说,但也有一些疑惑,即若“倭寇”问题单纯只是王直等人只是通过武装走私来反海禁,那么为何该“斗争”荼毒沿海居民,甚至曾一度侵入安徽等内地省份“掳掠男女,劫夺货财,费靡刑伤不可胜计”[6];如果说明朝的海禁导致了倭患,那么从另一角度看,是否也可以说是倭患导致了海禁;如果说后期海禁的松弛消弭了倭患,那么是否也应注意到这种松弛是建立在戚继光等人平倭为明朝廷增加了底气基础上的;如果说轻易肯定了王直是反海禁“徽商”的代表地位,那么传统的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置之何地;如果说王直等人的武装走私发展了“中日贸易”,增加了白银收入,那么这白银到底流向哪一方(被劫掠白财产钱物等大都运至日本)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了。我以为,说明末“倭寇”问题中存在反海禁以及发展贸易的因素在其中,是无问题的,但从大趋势上我还是倾向于传统论著的“抗倭斗争,正义且意义重大”的提法。
   “倭寇”问题不仅仅是作者书中涉及到日本问题的唯一之处。在书的上卷第四章,谈到晚明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的时候,也论及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之役(即朝鲜历史上的壬辰卫国战争),在对这一事件进行描述的时候,作者引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例如在涉及万历帝遣使封贡丰臣秀吉的时候,丰臣秀吉并不是像传统日本文献提到的受到明方敕文“万里叩关,请求内附”等词句激怒立即脱去冕服,撕裂册书。作者引用鲜见的材料指出册书以及冕服至今在日本保存完好。[7]这一材料揭示了丰臣秀吉作为日本“关白”,妄图通过先征服朝鲜,继而侵入中国,最终将天皇行在移至北京,最终自己取而代之的野心。联系到近现代的中日关系史,不难发现,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不仅策划早,而且四百年来从未停止过。樊教授在这一章有一处的说法我以为很有启示意义,即认为“明神宗企图通过封贡修好让日本达到撤兵,未免将外交事务太简单化,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8]晚明史上的这一事件在今天应该也仍是一种教训与警示。 作者本身的学术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明清经济史、江南市镇史,并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这部专著。应该说作者是吸收了大量关于明清市镇研究成果才在书的导论部分专门辟出一章来谈与之有关的问题的。作者对市镇兴起的前提,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江南市镇的类型,江南市镇与国内外市场,市镇的地位与作用等,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从而较大程度上充实了晚明史的内容。正如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在《晚明史》专家研讨会上评论到的“(该内容)其一系列结论也代表了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9]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并不过誉的。 作者在导论部分还分析了明末西学东渐的问题,认为耶稣会士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而且使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融入世界。范金民教授认为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这一点“几乎是此前的相关论著从未提及的,可谓胜人一筹”。我想,应该只是说中国文化中某些东西通过耶稣会士“介绍”到了西方,因为从这种所谓传播本身来看,中国本身并不是主动的,西方人大多数人也并未真正了解其“菁华”、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这时候他们所有的只是对东方遥远国度的猎奇)。由于二者没有形成一种文化上双向的源自本体的互动机制,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的融入。所谓“中学西传”,其范围内容作用也还都是有限的,从《晚明史》书中列举的来看,所谓“传播”的践行者也还是都是西方人(传教士),如果一定要着意强调突出,那么我想,这种传播也只够得上“半吊子”的伪西传,并不能与唐宋时代(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才算得到了真正的传播)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相提并论。 作者在书的导论部分谈及的几个问题,的确也是现实在中外交流、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有重要启发作用的几个问题。但是我想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只是一个引子,书的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于上下两卷诸章以叙事史的形式描绘的正文,正文中对许多问题虽然并未全部深入的展开议论与探讨,但通过作者精触的笔法所描绘出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首辅之争、隆万新政、神宗与张居正的恩怨、万历三大征、明末三大案、东林与复社、明廷的抚与剿战与和等等,能够给人以很大的震撼,就如范金民评论到的“读来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 “这是可以与古人对话的史书,材料与文笔兼胜”。[10]其实我想,这样的震撼应该是并不仅限于文笔上的,历史事件本身就足以给人无尽的思考。而作者通过其著作,给我们的了解与思考提供了一个更宽更广的平台。
   全书正文部分是以嘉靖末首辅之争开始的,又在崇祯朝无尽的党争中结束。明王朝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固然是帝王与皇权的问题,但是明末官场的是是非非也折射出整个帝国官僚体系与官员队伍存在的问题。先是内阁辅臣的相互倾轧,继而有张居正“改革”的十年,但这种改革昙花一现,神宗亲政后的“倒张”翻案又引起了派系纷争的混乱局面,之后是繁冗漫长的“争国本”“三案”,直至天启朝的主要内阁官员都阿附于阉宦,整个官僚队伍也可谓是一步步“烂”掉了。这个“烂”的过程有整个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本身的缺陷,有整个晚明官场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在其中作祟,但也有大臣自身的素质因素在内起作用。
   从书中看到的是诸如这样那样的臣子或忙于聚敛财富,或忙于打击排挤同僚,对政事虚与委蛇,消极对待等等。读到最滑稽之处莫过于出现皇帝任命臣子做首辅,臣下却并不领情,一直称病不入阁办事而且希望早日“致仕”的情况。[11]我想这样心态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他们着实洞察到了帝国的毫无希望,从而对整个社会持一种消极态度。毕竟不可能所有文人士大夫或者官僚都能够成为陶渊明或者寻一处所谓桃源不问世事。明亡后遗老遗少们隐居躲避的倒是不少,但其时处在一种民族矛盾尖锐的境地之下,则又另当别论。在界定的晚明七十余年这个时期之中,整个官场的问题,一方面除了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整个社会风气浮靡影响之外,从精神层面去检讨也应该有很多启示的,而这一点上更多的是官员自身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对责任的逃避问题,不管这种责任是面对帝王的,还是面向民众的,或者是面对自身的,逃避终究应该是一种过失。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家园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不奢求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如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明朝中后期除了被黄仁宇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的海瑞[12]以及存在争议的“东林党人”(《晚明史》一书中作者论证了“东林”非“党”,所谓“东林党”从不存在[13])可以堪称晚明官员中的佼佼者外,即使曾经“弄权”的严嵩、张居正等人也应该算作官僚队伍中出采的角色了,因为他们即使在所谓道德(诸如贪迷金钱,爱好美色之类)等其他方面如何“有问题”,在政治上毕竟还有一点所谓的“动作”或者追求,套用现代观点来看,为比不为还是要多一些肯定的。何况如果拿贪迷金钱等与所谓传统士大夫气节、民族气节等“大节”在晚明多数官员身上的体现去衡量,则其高下又当别论的。樊教授在《晚明史》中写到甲申年农民军入北京、思宗自缢殉国后的情形,只有二十余个勋戚官员“成仁”,其他诸臣或急着向“大顺”政权“投诚”或如丧家犬忙着向农民军领袖登基“劝进”。你能说这是这些官员的“革命觉悟”吗?作者评论到“(某某)等人殉国的言行未免有点愚忠的意味,但他们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节,无论如何视令人感慨万分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依恋荣华富贵的种种卑劣行径,令人作呕。”[14]评论虽然简单,但观点鲜明,堪称精当。看看那些官员的嘴脸,连最起基本的做人尊严与原则都没了,更不指望所谓治世理想了。清人编著的书中写到思宗遗书,“故意”写到这样一条“可将文官尽行杀死”,[15]以往学者们总是抓住这一条批判思宗将明亡的责任推给大臣们,但我想这句话未必是真出自思宗之口,很可能只不过是著史者借写史表达对崇祯朝的官员队伍以及官僚体系的不满罢了。
   书中谈到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明帝国甲申亡国问题。以往关于甲申年,我们总是站在宣扬农民战争的立场,从而过分夸大曲解某些问题,反而可能造成了丧失对明末一些历史事件评价的客观性。2004年是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许多学者围绕郭沫若先生的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但其中大部分仍脱不掉只是强调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但是涉及到农民政权的“人亡政息”的同时,有没有关注同样是作为政权存在,且是所谓统治了两百七十七年的“正统”政权亡国“悲剧”的思考?樊教授的《晚明史》就着意从明政权角度出发描绘和探讨了亡国的问题,我以为这又是作者著史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书的最后几章作者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为主旨缕述了剧烈的嬗变。[16]从书中看到,崇祯帝也不是不想励精图治,挽回大势。亡国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人心思变,已经积重难返。另一面则是崇祯帝自己的问题,除了传统所谓的“自毁长城”,杀掉了毛文龙、袁崇焕,重回任用宦官道路以及在内阁辅臣任用问题上“泛滥”“不明”等等外,透过《晚明史》这部书,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摇摆不定”,就如同晚明时期中国坐失了融入整个世界市场的机会一样,正是在几个“摇摆”之间,明政权丧失了自我挽救的最后一点希望。皇帝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之间徘徊,得到的却是“防满”与“剿贼”二者都没有处理好;也在政策是剿还是抚、是战还是和之间犹豫,最终却到了对时局无能为力的地步。甚至在最后的时刻,在“南迁”(指南迁南京)以及“勤王”(指诏吴三桂、史可法等防卫京师)的建议上也不能下定决心。我们能说崇祯帝是刚愎自用呢,还是优柔寡断?我以为更多的恐怕还是坐以待毙。即使那仅有的一点“督剿”等措施,也在最高统治者“坐等”的心态中无功而返了。这正如作者提到的“朝廷的当权者面临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依然麻木不仁”。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也十分有名的例子,当湘军围攻天京甚急的时候,李秀成主张让城别走,英名的天王却在说:“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17]可以看到,历史上许多情况总是十分相似而又耐人寻味的。
   另外,作者在最后章节关于吴三桂的评论也应该说是与众不同但又很有见地的。传统的说法总是强调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或者抓住吴三桂降清这一点指责其道德气节问题,而忽视了其他的一些方面。樊教授并不再围绕这些说法展开,而是以“冲冠一怒”做了一个引子,继而指出“‘冲冠一怒为红颜’不乏文人墨客渲染夸张的成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红粉知己,更着眼于报君父之仇”。[18]我觉得,作者没有在“为红颜”的是非以及道德价值观问题上纠缠,而是着眼于政治伦理层面分析吴三桂起兵的始末有其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不论如何,吴三桂的这一事件本身还是要归结到一个政治事件,政治史角度去看待的,任何时候中国历史的演进脱离不了政治层面。书中描写对吴三桂的描写从忠心勤王开始,到要求“奉还东宫(崇祯帝的太子)”,直至其引清兵“报仇”,吴三桂的轨迹始终还是在传统的君臣父子忠孝的道德观中前行,直至最后可能确实是“心态”发生了改变,而这种心态的改变大抵还是受政治利益影响的。应该说《晚明史》不失为在一定程度还原了明末一系列纷繁复杂事件的头绪以及吴三桂这个人物。作者没有为吴翻案的意思,但竭力去做到客观理性一些。
   不管怎样,最终的结局明王朝的确是亡了的。任何历史阶段,总有其终结的时候,明王朝也不可能例外,但就像复旦学者周振鹤说到的,“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但是诸因素未能有机结合而产生颠覆旧制度的大力量。”
  “作者写《晚明史》想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供选择、而结果又未能改变历史宿命的特殊阶段。”[19] 《晚明史》这部书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确凸现出了对这一研究领域极高的学术研究水准,这也与作者长期积累、潜心研究、不懈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作者运用了叙事史学这一著史手法从而使文章更具有吸引力。当然,限于叙事史学的体裁,作者没有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例如对晚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涉及就不多。周振鹤也评价说“若能有更大篇幅,或可将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与社会风气的奢靡变迁也进行剖析,则(晚明社会)质的变化过程将更明显的突显在读者面前”。[20]当然,周振鹤的说法也还是建立在肯定作者“书写得很成功,将晚明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基础之上的。
   范金民先生对该书有一句十分精妙的评价说是“一代才华著典型”。[21] 的确,就学习来说,读《晚明史》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晚明历史的专著,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资料:
 [1]樊树志,《晚明史》(上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 [9] [10] [19] [20] [21]《<晚明史>专家研讨会摘要》,《文汇报》
[3]参见《晚明史》导论部分《“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4]南炳文、汤纲,《明史》,P44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P218,人民出版社,1993
[6]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7] [8]参见《晚明史》第四章《万历三大征――东征御倭援朝》
[11]参见《晚明史》第五章《册立东宫之争与“妖书案”、“梃击案”》
[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
[13]参见《晚明史》第六章《东林书院与“东林党”》
[14]《晚明史》第十三章《“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P1138
[15]《流寇长编》卷17,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
[16]参见《晚明史》十至十三章
[17]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P242,神州国光社,1954
[18]《晚明史》第十三章《“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P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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