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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流派的形成与影响

来源:学工办  作者:02历史 王小华  时间:2006-09-19  点击:13947次


 
   【摘要】:清流派是指19世纪70、8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群体。作为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时出现的一股试图“起蔽振衰”的舆论力量,清流派是在晚清时期的民族危机、政局之间的彼此明争暗斗等历史条件下兴起的。他们主要对当时晚清的“荒政”予以揭露,慷慨陈义,力图变革。同时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极力斥责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倡言反对侵略,与后党作斗争。对晚清政局有着重大的影响,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同光政局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关键词】:清流派 同光政局 形成 影响

 

  “清流派”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正值同治中兴结束之时。[1] “清流派”的大部分成员均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学士组成。他们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廷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2] 这些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主要针对兴办洋务的大臣,议论臧否,号称“清议”。因时常对洋务放言高论,所以素有“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之说。但是他们与清朝的顽固守旧派存有根本区别,顽固派极力反对办洋务,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术,而奉夷人之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且夷人,吾仇也。”[3] 他们由仇视洋人,而排斥洋务,自认为传统礼仪文明足以立国安邦。尽管清流派与洋务派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所恃“清议”主要是针对办洋务之人,而全非洋务之事。他们怀疑办洋务的官僚收赂纳贿,常与洋人接触,有辱礼仪之邦。因洋务运动在中国已经兴办十余年来,成效显著,故清流派并不全面否定洋务事业。 清流派因宗主与地域不同,有南北之;又以中法战争为界,有前后之分。北、南清流也分别被称为前、后清流。北清流以李鸿藻为首领,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全涛为健将。中法战争时,北清流遭受打击,甲午战争时,南清流兴起。南清流以翁同龢为首领,潘祖荫、文廷式、盛昱、王仁堪、志锐、张謇、黄绍基、丁立钧等为中坚力量。前后清流主要在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之时,异常活跃,与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势力针锋相对。                         一、 清流派的形成

   清流派之所以出现并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是与当时政局的演变密切相关的。 慈禧与奕訢的权利之争为清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辛酉政变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同时成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亲王以议政王的名义领袖外廷,依靠湘、淮军剿灭了太平天国,使朝局稳定。慈禧经过几年政治生涯的磨练,渐渐羽翼丰满,想趁同治尚未亲政时,独揽大权。而恭亲王主持外廷以来,威望颇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与慈禧向凿柄。双方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为了排挤奕訢,慈禧不仅利用醇亲王奕環来打击奕訢,同时拉拢了清流派,借御史为耳目,以翰苑为喉舌,对清流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监视和牵制奕訢等人。但是由于奕訢“一直主政中枢,为了摆脱慈禧的打击,也是拉拢清流派,力保自己的地位。所以奕訢对清流人物也千般笼络,百般恩宠,如前清流领袖李鸿藻,奕訢就对其多有嘉誉,曾多次表摆‘李公爱我’”。[5] 而李鸿藻为了寻找靠山,更有靠拢之意。所以李鸿藻“执政最最,又与恭王友善,门生故友广布中外”。[6] 再有伊犁事件中张之洞连上19疏,洋洋洒洒,言所欲言。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弹劾军机处的。作为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奕訢却一直心平气和,“每逢会议之期”仍“颇为虚心谘访”。[7] 所以当慈禧下旨“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8] 时,“举朝大臣几皆同情恭王,太后之主张,在外廷几无人支持”。[9] 慈禧决心已定,几次让内阁会议讨论,势必削弱奕訢的权力。于是御史、言官纷纷上疏弹劾。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慈禧对奕訢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仍令奕訢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了他的领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奕訢遭打击以后,虽是自是益谨,但遇事仍不大迎合太后之意,试图以祖制杀太后之势焰。同治八年,太后的亲信安得海,私出都门,恭亲王奕訢设法将其诛杀。慈禧又频频借故打击奕訢,对其仍不放心,便鼓励更多的御史弹劾权贵。所以一时“台谏生风,争相弹击。清流横甚。”[10]  在慈禧太后的恣纵与恭亲王奕訢的拉拢下,这样清流派就在最高当权者剧斗的夹缝中应运而生了。 慈禧欲控制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势力。为清流的出现创造了另一契机。满清政府自入主中原以来,对汉臣总是不断的猜防。“自康熙中叶三藩、台湾以次敉平,下迄咸丰初年太平军起义之际,军政大权皆集北京。将相要职,主为满人。汉人仅备位,供咨询,听驱策而已。”[11] 而太平天国的崛起时,八旗、绿营废驰不堪。满清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创立“团练”乃不得已而为之。金陵告捷后,湘军势力分散,淮军趁势而起。到同光之际,成为主要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70年代接替曾国藩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12] 湘淮军代替绿营后,地方政权也渐落入汉人手中,至同治四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为满人外,其余9人尽是汉人。至于15省督抚,则为清一色的汉人,而且统兵的首长多兼地方职任,饷源在握,独霸一方,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同光之际清代朝局逐渐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对此,慈禧极为忧患,常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收将帅疆吏之权。”[13] 并且“自洪杨事平,而疑忌汉族之心转甚。”[14] 曾国藩死后,湘淮军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意见颇多。[15] “大抵李鸿章久历洋务,淮军一系,师法西人之处较多, 见解亦较新。而湘帅则较趋保守,见解亦较近于清流士大夫。”[16] 湘军的分散,使李鸿章的淮系势力更为显赫,而使清廷并不能稍感心安。为防止地方势力失去控制,清政府便“以清议维持大局”,将清流当成了削弱汉族大员的秘密武器,利用御使、言官对李鸿章等地方大员进行不遗余力的诋毁抨击。清流统治者的恣意纵容,使清流派放胆而行,“遇事敢言,日有献替,虽台长同官,目以百简劾罢。”[17] 军机处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清流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治中叶,李鸿藻与沈桂芬同入军机处,当时,军机处内部亦分为南北两派,“盖沈于外交,颇主张持重,以保和局,李则较迫于士大夫清议,常主强硬。沈为南人(江苏吴江),性阴柔;李则北籍(直隶高阳),较质直,故彼此作风以常凿柄。恭王两用之,而外交事务则多依沈议,宝鋆尤与沈相契,文祥则较重礼。”[18] 区区五人的军机处,亦分为以沈桂芬为首的洋务派和以李鸿藻为首的保守派。1876年文祥死后,李鸿藻感到自己在军机处势单力薄,于是极力拉拢一批御史翰林,使之聚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李鸿藻又为同治皇帝的师傅,颇受太后信任。于是一些台谏词垣也以投靠和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同治朝时,“盖是时国家复归承平,军功出路又狭于科举正途,士子之优秀者,多获高第,居京师,厕身翰詹清职,颇亦声气相求,从事讲学论政,一时人物如张之洞、宝廷、陈宝琛、黄体芳,张佩纶、邓承修、边宝泉……其尤著者皆少壮敢言,勇于疵议时政,纠弹大臣,且往往相互声援,合力进言,不达目的不止,太后、恭王登亦颇加优容疏入,多报可。”[19] 这些少壮的御史、言官尤其着意抨击沈桂芬,但沈桂芬也不示弱。光绪三年9月,李鸿藻丁忧去职后,沈桂芬便趁机将门人王文韶调入军机,增加自己的实力。光绪五年,李鸿藻复职后,率领京官屡上奏折弹劾沈桂芬,并且自辩说:“台谏所以辅宰相之不足,可疾视耶?”[20] 军机处北派越来越得势,使枢府内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沈桂芬于光绪六年郁愤致疾而亡。李鸿藻便在枢廷内取得绝对地位。后来王文韶屡遭张佩纶、邓承修等猛攻,亦去职。而后清流的翁同龢与潘祖荫却奉命入军机处。至此,枢廷内成员几乎全为清流人物,沈、李二人之间的斗争,壮大了清流的声势,从此清流派在晚清政局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为晚清政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总之,晚清清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又与同光之交的特殊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在边疆危机四伏、国内阶级矛盾加深、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剧烈的形势下,各派都想利用清流来打击对方、提高自己,以保全其政治地位。这就为清流派的倡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清流在光绪初年达到鼎盛。从清流派人物的文化素养上看,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功底。一般来说,都比较重视传统的治平之道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及政治得失,这是他们在同光之机何以被各派所利用的原因。同时,作为同光年间活跃异常,令人瞩目的政治派别,[21] 在内忧外患的社会,他们曾上疏言时,裁量时政,要求改革内政,对同光二朝的内政外交起到了影响。 二、清流派的对内、对外政策

1、 清流派力促改革弊政,主张“恤民”思想。

   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时最突出的问题。道、咸以来,官场贪污风行,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同治中兴时,略为好转,但仅接着便是外患频繁,边疆告急,国内形势极为严峻,同时,自然灾害严重,如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六省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受灾州县总数,1865—1874年,平均每年为124.9州县,1875—1884年增加到328.1州县。[22] 广大民众深受其害,清政府却仍然不停地搜刮百姓。其一,是为了应付边疆危机,兴办洋务,抵抗外来侵略。其二,同治末年大兴土木,慈禧为了修颐和园,耗资百万,使得国库空虚,竟动用北洋军饷。翁同龢曾与陕甘总督谭钟麟通信时抱怨道:“事有大难,京响、海军、东内、洋息,一时并集,加以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下之各府,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掘地尽矣!”[23] 统治者如此横征暴敛,地方官员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种局面,清流派以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自居。他们纵使不能抨击慈禧的纵欲享乐,对贪官污吏却表现出一种不畏强御,不受权贵羁绊,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如黄体方斥责尚书董恂“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赋,是其专职”,然而对荒政“不闻进一言,画一策”,甚至对“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24] 又如邓承修弹劾广东贪吏,“摧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清流派对此抨击,不遗余力,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25] 清流派针对这“荒政”之弊端,赈务之疏漏,提出了“恤民”观点。清流派着重强调“恤民”实际上是提醒统治者,当民众遭遇不幸时,必须对民众予以同情,施行仁政,使百姓摆脱灾难威胁,安抚民心,以致使他们不造成暴乱。对此,清流人士集思广益,提出了众多对策,如济民食,筹赈款,遣流民等措施。 清流派的“恤民”思想,从具体内容上看是切实可行的。他们针对同光之际的“荒政”,揭露了清王朝的某些实际问题,提醒统治者要体恤民艰,关心民苦。其敢于直言确曾使一些贪官污吏有所收敛,但是处在晚清的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主张是不可能很好的得到贯彻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旋即侵入中国,越往后,国内形势愈加复杂,根本没有实施的机会。况且,“恤民”思想只是民本思想中的一部分,要想较彻底的改善民众疾苦,非实行“保民”、“亲民”、“惠民”等措施不可。之所以清流派的恤民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弊政,是因为此时的最高决策者根本不可能实施仁政。即使参劾弹罢再多的贪官,亦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他们又不敢直接抨击慈禧。1880年8月,慈禧袒护宦官重治护军的“午门案”发生后,虽然“闻者骇然,以其长阉人之焰,流弊甚大。”却因慑于慈禧的权势而无人敢言。清流派为此仗义执言,虽使护军从轻发落,但稍后的中法战争中,慈禧借故沉重的打击了清流派。前清流遂瓦解。前清流人士除张之洞无事外,李鸿藻降职,宝廷遭劾罢,张佩纶与陈宝琛获严谴,其余大多告归田里。 清流派与同治朝的顽固派所不同的是,他们其中亦有人赞成洋务运动。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坚定反对举办洋务事业,而清流健将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等不仅不排斥洋务,而且还大力提倡和举办洋务。张佩纶说;“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26] 主张摒弃“厌薄洋务之见”。陈宝琛也认为洋务是“天下至重之事”,人人都应“知洋务”、“谋洋务”,他还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筹建铁路以图自强折》,批评守旧言论,为办好洋务献计献策。[27] 张之洞更是热心洋务,抚晋时便设立洋务局,征聘新式人才,并筹议建厂炼铁,督粤后力行各项洋务新政,是从“清流”转向“浊流”的典型人物,遂成主清末新政的主流。

2、前后清流力排和局政策,严劾李鸿章等北洋人事

   同光之际,是我国边疆的多事之秋,面对伺机而动的西方列强,清流派蠢蠢欲动。开始“以谈兵事为能,每战事起,恒交章论兵事”[28] 他们不满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的软弱态度,往往慷慨陈辞,在总理衙门耳边“高谈阔论”,态度强硬。而后清流在甲午战争中影响更为深广,他们不断的抨击,弹劾李鸿章为首的北洋,使李鸿章在处理甲午之役时里外相难。 对外强硬是清流派外交思想的核心,被称为“主战派”。而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被称为“主和派”。中法战争时,法国步步逼近,但清廷迟迟不下武力抗法的决心,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清流派便将怒气撒向了李鸿章。御史秦钟简说他“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丧心昧良”。[29] 刘恩博说他“保位贪荣,因循思葸,凡事苟且敷衍,并无实心任事之处”。邓承修也指责说:“李鸿章治兵二十余年,不以丧师失地为耻,”“爱身误国,令人痛恨。”[30]《中法简明条约》的签定,激起清流派的再次愤怒,短短几日内,弹劾李鸿章的奏章多达47份,其实李鸿章主和并非避战自保,光绪初年,法、俄、日等对中国构成威胁,北洋的实力,以自守可以勉强敷用,战于境外,则胜算难以预料,他保持北洋实力是为了防日本。光绪十一年时,李鸿章曾说:“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31] 而至甲午战争时,果真如李鸿章所料。所以当日军登陆仁川时,驻日使臣汪凤藻及驻韩使臣袁世凯都请李鸿章速遣大军入韩,李鸿章深知甲午之际,中国兵威不足以震慑日本,乃迟迟不发兵。对此情形,清流派终于安耐不住,慷慨陈言,力持议战。 从1894年7月开始,张謇、沈曾植、黄绍箕、丁立钧等清流人士即频繁集会,谈论时事,商讨策划战守方案,为翁同龢出谋划策。而翁同龢利用自己参与军机的机会,与后党心腹孙毓汶、徐用仪进行口舌之战,[32] 力争出现全国抗战的局面,并且提出了许多措施。 首先,他们批评“言和”论,反对依靠列强调停。李鸿章所以迟迟未肯出兵,乃是试图利用国际力量进行调停,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清流对此义愤填膺。文廷式指出:“自古及今,未有日日欲和而能战胜者,未有使求和之人筹战而国事不贻误者。”[33] 清流派不主张依靠外国的调停活动,主要目的是怕调停成功之后,乃以“商务”、“增加条款”为条件索取利益。给事中褚成博上疏奏到:“闻袁世凯等电催北洋添兵之时,有俄国使臣暗中劝阻,故李鸿章坚不允添,嗣有英国某领事面谒李鸿章谓彼肯发兵助我,李鸿章深信不疑,竟欲倚以畸事,臣初闻此语,恐系传述之讹,故前折未冒昧直陈,但请饬李鸿章勿为彼族所愚弄,乃旬日以采细加访查,众口佥同,不禁愤懑太息者累日,夫阻我益师,实欲坐收渔人之利,至自请助我,无论真伪难知,即使出于至诚,而事后多方市惠,婪索兵费,强增条款,甚且暗唆各国恣扰海疆,阳居排解之功,遂要求之计。”[34] 当慈禧太后试图求和而派翁同龢去天津与李鸿章商量请俄使调停时,翁当面顶撞,以“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而为举世唾骂”而拒绝。慈禧不得已,只好改为“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35] 回京复命时,翁同禾仍“力言喀事恐不足持,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36] 其次,他们认为朝鲜对中国重要,绝对不能失去,即不能重蹈中法战争的覆辙。清流士大夫对于军事防备,素来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总主张“天子守在四夷”。他们认为朝鲜与越南一样,同为清朝属国,朝鲜的位置更为重要。给事中余联沅上奏说:“伏思朝鲜为中国藩属,四裔皆知,而日人不遵公法,肆其凭凌,是欲蹈袭取琉球之故智也。夫琉球远在南檄,中国意存宽大,暂不可较可尔,若朝鲜屏蔽登莱,肘腋辽沈,卧榻之侧,岂容鼾睡?”[37]清流派认为法国乃西欧强国,中法之役时,双方却也旗鼓相当,而日本乃蕞尔小国,却步步为营,得寸进尺,势必与之一战,礼部侍郎志锐上疏说:“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化,则彼益骄。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何不虑哉?以势所必争之日本,与决不可失之朝鲜。”[38] 其三,他们批评、弹劾李鸿章与北洋军部人事。加强倒李,扭转战局。俄、英调停失败后,中国对朝鲜用兵仍无多大进展。清流派便纷纷上奏劾罢李鸿章。同时对李鸿章所部之其他将领进行抨击。御史张仲  奏曰:“夫所谓调停者,不过分为保护,如越南故事尔。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39] 文廷式认为对日开战在所难免,应着手提出战争准备,并指斥李鸿章部下若干将领不堪任使。“顾臣所不可解者,倭人练海军亦不过二十年,何以此次出兵,北洋即不敢与之较?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畏惧,至于流涕。 以提督重任,实属轻于择人。又海军驾驶尽用闽人,党羽既深,选才亦隘。”[40] 志锐亦奏:“东渡各营,最谬妄者直隶提臣叶志超,海军提臣丁汝昌,派赴朝鲜在日人之先,而铁舰不扼仁川,陆军又不入汉城,仅驻仁川附近之牙山岛,目为犄角险要之地,拱手而让外人。外间舆论,至有“败叶残丁”之诮,不孚众望,可想而知。该统将等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夫复何疑?!”[41] 平壤、黄海之役连遭败绩以后。朝鲜上下群议沸腾,参劾李鸿章之奏折连篇累牍,声势极大。在清流派的清议洪流下,清廷被迫给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  去黄马褂的处分,以示薄惩,只因慈禧袒护,李遂未下台。 除此之外,清流派还建议调动湘军力量,掺入北洋淮系中,用以阻制北洋等等。

三、清流派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清流派是晚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它又对晚清的政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清流的登场,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晚清政局变的更加复杂化了。 首先,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最开始是慈禧与奕昕的斗争,后来演变成为后党与帝党的斗争,在统治集团中,清流派属于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当他们参与到统治集团内的斗争时,整个朝局益加复杂,特别是后清流与光绪结为一派同慈禧之间明争暗斗。慈禧素与光绪的两妃珍妃、瑾妃不睦,此二人却是光绪亲政后的左臂右膀,翁同龢为光绪的帝师,光绪的思想受其影响颇重,而文廷式曾为两妃的师傅,又深为德宗所亲信,志锐乃为两妃之兄,光绪颇宠。后清流主战人士多倚靠光绪主持大计,而光绪亦有雄心抱负,立志重整国威,所以后清流自然形成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而枢臣孙毓汶、徐用仪向来为清流派所恶,却受到慈禧偏重。“帝党”与“后党”之对立遂形成,于是宫廷矛盾不断,是为后来戊戌政变的前奏。 其次,对晚清政局80、90年代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作用。中法、甲午战争的爆发与清流派的主战思想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清流派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力主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他们如洪流般的清议曾给了朝廷巨大的压力,使清廷不得不谨慎行事。时人云:清流之势,“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45]然而清流派多数成员系御史、言官,他们不曾具体参与中外交涉,大多不了解外部事务,又缺乏实战经验,因而其放言无忌的谈论战事,皆属纸上谈兵,许多主张空洞无物,对李鸿章北洋淮系肆无忌惮的抨击。其实当时北洋内情,清流派却不知。李鸿章在《复陈海陆兵数》折中,报曰:“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46] 海军仅恃铁、快舰八艘,陆师则淮、练军三四万人,自守有余,作战之不足,而日本此时则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正分年购造新舰,下至甲午,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皆远胜中国,李鸿章熟知洋务,对日势力估计充分,所以时时避战,清流派对此不解,亦常常抨击弹劾。清流派主张北调湘军抵抗,其实湘军在陆战上也是一败涂地。甲午战争期间,清流派清议甚浓,使朝廷欲战欲和,欲和欲战,战和之意不定,终致巨大的损失。如若李鸿章,令海军“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军行动,不贸然开战之策得以施行,那么,中日间战争局势也不会发展到那样糟糕的地步。   
   最后,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对李鸿章的退避政策所表现的抨击,与誓死保卫疆域的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向来以“治平”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觉醒,力图改革。清流派便与之合流,产生了变法图强思想。他们与康、梁维新人士频繁接触,协商变法救国问题,“会(强学会)既立,京城士大夫颇闻风影从,大臣中如翁同龢、孙家鼐等皆颇支持之”。[50] 加入者日多,声势一时颇起。清流派与维新人士以光绪为首,终于开展了百日维新,但是百日维新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政令多未实行,戊戌政变后,朝中便出现了保皇、立宪派人士,政局更为复杂。 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其活动期间,始终以自己的立场议论社会问题,褒贬各派人物。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清流派的登台及其源流演化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同时。作为一种参与社会其中的政治派别,它所经历的历史时代也无法消弭其缩留下的痕迹,清流派与同光政局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关于清流派的研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其一是清流派对中法、中日战争的影响:参见李侃《清流派与中法战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1   张登德《清流派与甲午战争》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1 其二是清流派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参见赵慧峰《清流派与同光政局》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1

[2] 震钧 《天尺只偶闻》卷6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126页

[3]《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卷46  第34页

[4]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三联书店  1997年版,第44页

[5] 徐世昌《李鸿藻传》 《碑传集补》卷一 转引《清流派与同光政局》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1

[6]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46页

[7] 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 第36页

[8] 陈义杰整理《翁同禾日记》第五册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第2715页

[9]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37页

[10] 王嵩如《掌故零搭》卷3  转引《清流派与同光政局》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1

[11]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25—26页

[12] 刘体智 《异辞录》卷2,84页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13]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 ,105页

[14] 同上

[15] 新疆危机后,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规复新疆,而李鸿章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二人遂产生隔阂,《李文忠公全书》有所记载。

[16]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29页

[17]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1,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版  60页

[18]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45页

[19] 同上

[20] 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下册,附录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1] 清流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实体,也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只是由于对内对外的某些政治主张相同或者相近,从而形成的一种松懈的政治群体。

[22] 《经济研究所集刊》第四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

[23]《翁松禅相国尽牍真迹》转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42页

[24]《光绪朝东华录》第562页 黄体方折

[25]《近代人物小传——张佩纶传》,转引《清流派与同光政局》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1

[26] 张佩纶《涧于日记》奏议六,转《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120页

[27] 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七 ,转引 李侃《清流派与中法战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1

[28]《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 第一册,第23页

[29]、[30]、《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 第五册,第215—217页

[31]《交涉史料》卷1 参见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61页

[32] 甲申政变以后醇王掌外廷大权,时任侍郎的孙毓汶与醇关系较近,载军机处虽位末位,但权利实在同僚之上,得知太后、醇王颇厌恶清流,故极力打击,清流对之恨之入骨,太后颇宠信。礼王主政时,孙则成为枢廷重臣。

[33] 汪叔子《文廷式集》上册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34] 褚成博《坚正堂折稿》卷1 《请饬北洋赠兵镇抚朝鲜折》 16、17页 参见《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65页

[35]、[36] 陈义杰整理《翁同禾日记》第五册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第2736页

[37]、[38]、[39]、[40]、[41] 、[46]《交涉史料》卷15、卷14  1177、1169、1130、1169、1071页转《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73—74页

[42] 据石泉先生从《湘军志》中归纳:曾国藩死后,湘军大致氛围三大系统。而以左宗棠、曾国荃、刘长佑为首长,左与当初王鑫一支有渊源,曾则国藩直属,刘长佑则江忠源之旧属。左逝后,则杨昌浚、刘锦堂等继之,主力在西北。刘长佑一支则刘坤一继之,实力主在两江,曾以后则无有力领袖为继,多附刘坤一,亦在东南。

[43] 原函见《翁松禅报张 庵手书》页11—12,转引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97页

[44] 参见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据石泉先生考证,所谓“长庚”影射李姓,当指李鸿章而言,“封豕”与第二函中所谓“楚南不至,此丁安能拔?”二语合并观之,当是指刘坤一,盖古史传说刘累封于豕韦,封豕当影射刘字而言,而楚南则湘也,湘人刘姓,而资望足代李鸿章者惟刘坤一与刘锦棠,刘锦棠既病不能出,则舍刘坤一莫属矣。“丁”自是指丁汝昌,下有“前日报归威”语,尤可证。“但恐此星照别处”,意似为:“恐李仍可调任他处,或甚至于疑其另有异图也。至于“范公堤”“童”云云则不可考矣。

[45] 裘毓麟 《清代轶闻》19页,转引 《清流派与同光政局》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1

[47] 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48页,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235页

[48]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241页

[49] 朝廷命刘坤一筹议整编,刘坤一主张淮军久居京居,熟于战事,不应裁撤,湘军水土不服,应全裁撤,宋庆部的毅军留二万驻扎锦州,其余八旗、练军逐步遣撤归并。

[50]《中东战纪本末》卷8, 转引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年版 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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